人类起源究竟是在非洲还是在亚洲?这是一个一直存在争议的问题。自从80年代在我国找到所谓“东方人”、“蝴蝶人”的牙齿、颌骨、石器与骨器及距今200万年的“巫山人”的一段下颌骨和一颗上外侧门牙化石之后,这一争议开始变得热闹起来。及至90年代,“东方人”、“蝴蝶人”作为古人类的证据遭到了否定,而“巫山人”却又被炒热了,并因加拿大和美国学者的参与而使这一争论更有声色。由于中国是亚洲发现古人类遗迹最多的地区,所以“人类起源中国说”常常见诸报端,“人类起源非洲说”似乎受到了挑战。
那么,“人类起源中国说”到底有多少依据呢?中国的古人类化石发现与非洲比较,究竟处于什么地位?日前,记者专门就这些问题访问了刚从国外研究中国古人类化石归来的著名古人类学家、北京自然博物馆研究员周国兴。
周国兴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所说的人类起源,实际应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指最早的人类起源,即从猿到人的过程;一是指现代人种的起源,即智人的出现过程。我们一般所说的人类起源是指从猿到人的转变。从目前史前考古发现来看,“人类起源中国说”尚嫌证据不足。
自从达尔文提出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观点以来,非洲的考古发现找到了大量的早期人类化石,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那里已找到距今440万年的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始祖种地栖猿及距今410万年的原始类型的湖滨种南方古猿,也找到了距今300多万年的阿法种南方古猿。由阿法种产生分支,一支为粗壮种南方古猿,一支为纤细种南方古猿,另一支则发展为向现代人过渡的能人。其后还有匠人、直立人、智人的化石发现。在这些发现中,不仅有众多完整的头骨,而且有较完整的骨架。作为阿法种代表的所谓“露西少女”就有40%的骨架。这种南方古猿既能直立行走,又可在树上攀缘。在370万年的地层中,还发现了这种南方古猿直立行走的脚印。大约在距今280万年前后,南方古猿演化为早期人属。距今200—250万年的能人已会制造工具了,脑量达630立方厘米。匠人相当于亚洲大陆的早期直立人,但形态上比直立人更进步,更接近现代人,眉脊减弱,骨壁较薄,脑量也大,如一个距今160万年的9岁男孩完整骨架,包括完整的头骨,其脑量已达880立方厘米。此外,还找到了距今560万甚至900万年零星的人科化石。
中国的考古发现除了那些已成泡影的“东方人”、“蝴蝶人”之外,目前只是发现了距今200万年的“巫山人”的一小段下颌骨和一颗上外侧门牙,也不过是相当于匠人或能人的东西。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只有两颗牙齿和一段胫骨。此外,还有一点距今100—200万年的与巨猿共存的人形超科的零星化石,如湖北建始和巴东发现的4颗牙齿,广西柳城巨猿洞发现的一小段上颌骨。除了这些东西,还有一些似是而非、争议很大的早期石器,如180万年前的西侯度石器,200万年前的巫山石器和新近宣布的200—240万年前的安徽繁昌石器。
周国兴说,根据现有材料,我们还无法作出人类起源于中国的结论。要使“人类起源中国说”成立,必须有足够的、系统的化石证据,而且这些化石证据能使非洲的化石证据处于从属地位。
周国兴还谈到,在中国曾发现过不少人形超科的化石,如云南元谋发现的500万年前的古猿化石,禄丰发现的800万年前的古猿化石,云南开远发现的1400万年前的人形超科化石。这些化石虽有与人相似的地方,但也有很多与黑猿和褐猿相似的地方。有人认为,这种中国古猿是非洲南方古猿和非洲其他猿类的共同祖先。这个说法是难于成立的,因为类似的人形超科化石在其他地方也多有发现,在土耳其、希腊、非洲都有。中国古猿所具有的接近非洲现代猿类和现代人类的共同特点,恰是比较普遍存在的保守的原始特点,并不是向人类发展专有的特点。
周国兴在对“巫山人”作了研究后认为,那些化石不属于早期人类化石,而可能是古猿的后代。有人强调“巫山人”下颌的牙齿与非洲的能人和匠人牙大小相近,牙尖排列和牙齿形状相似,甚至认为它是非洲能人和匠人进入亚洲大陆的代表。实际上,从牙齿的牙合面结构、磨蚀的情况和下颌体较窄的特点来看,它都接近猿,而不接近人。柳城发现的那段上颌骨的磨蚀方式也是古猿的特点,而并非人类。
今年上半年,周国兴带了中国早期人类模型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进化研究室,同克拉克·豪威尔教授、怀特教授、丹尼斯博士等共同进行了与非洲早期人类的对比研究。今年下半年,他又带了这些模型到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古人类研究所同德·鲁姆雷教授夫妇进行了与欧洲早期人类的对比研究。最后大家得出的共同结论是,目前中国作为人类起源中心的材料远远不足。对于中国目前认为是早更新世时期的人类化石,大家还提出了诸多疑问,并明确指出目前炒得很热的“巫山人”材料很可能是属于古猿类型的东西。“元谋人”的化石材料太少,不足以作结论,还需要有更关键性的材料,如头骨。今年在西雅图召开的美国古人类学会年会,也讨论了中国早期化石人类,包括巫山化石的属性问题,倾向性的意见是认为它不属于人类的东西。周国兴对发表在1996年11—12月的《科学美国人》上的文章中的“巫山人”下颌牙齿照片及与之对比的“匠人”牙齿照片作了细致的研究,认为这些照片都经过技术性处理,目的在于说明两者的相似性,而实际上它们却差异很大。他指出,目前在中国发现的这些与巨猿共存的化石,很可能是云南地区发现的古猿的残存后代,以后在演化过程中,与巨猿一起绝灭了。
周国兴说,在我国,寻找比“元谋人”更早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的工作一直在进行,并已列入国家攀登计划。找到更早人类化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一定要慎之又慎。以前,我国曾宣布发现距今250万年的“东方人”和距今400万年的“蝴蝶人”以及他们制作和使用的“工具”。后经过我们研究,化石本身是属于古猿的,而那些“石器”要么是从地表上拾到的晚期石器,要么是自然形成的假石器。所以外国学术界认为,中国在古人类学领域发出了不少“假警报”。现在我真担心有些新近的发现仍有“假警报”之嫌。应当知道,越早的石器越难以与天然的东西相区分,越早的化石越难以与原始类型的东西相区分。因此,一定要有审慎的科学态度,在没有作严格的鉴定之前,在年代没有准确测定之前,切不可轻易宣布“新发现”。
周国兴还认为,当前在我国追寻几百万年前的人类化石固然有其必要,但更重要的是应该踏踏实实地开展距今100—200万年间的古人类化石调查与发掘,使这段时期的材料(如元谋人化石等)能牢牢站稳脚跟,并获得世界学术界的公认。
至于现代人的起源,周国兴认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非洲起源说或本土起源说都不能站住脚。人是流动的,人种有混杂,文化有交流,任何单一模式都不能反映其本质,也难以说服对方。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也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研究现代人起源的方法目前大致有三种,一是经典方法,即从骨骼化石和文化遗存来研究现代人种起源;二是从语言学角度研究人种起源,语言学研究发现,人类语言分化最盛时期必然是现代人种分化最盛时期;三是从遗传学角度开展分子人类学研究。这第三种方法是一种很有前途的方法,但涉及到现代人的血缘关系方面,往往用不同的因子会得出不同结论。例如,用血清蛋白测定,认为现代人与非洲的黑猩猩、大猩猩有关;而用从狒狒身上分离出的一种病毒的核糖核酸来测定人与猿及人与狒狒在遗传物质上的差异,却认为人与狒狒的差异程度跟狒狒与亚洲类人猿(褐猿)、长臂猿的差异程度接近,而与狒狒和非洲类人猿的差异大不一样。从人类胎盘遗传基的线粒体测试,说明全球现代人类于15—30万年前起源于非洲,而用微卫星基因科技,则认为中国人的祖先是在6万年前来自非洲。因此,三种方法均可应用,但却需要相互磨合,相互印证,相互补充。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无论断言现代人起源于非洲或起源于某个其他地区,都没有充分说服力。